导播把镜头切给了几个代表性的面孔。
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的退役军人,双眼蒙着黑色纱布,在妻子的搀扶下缓缓走上台。
他双手垂直贴着裤缝,攥紧,松开,再攥紧。
妻子低着头,盯着前方的地板,不说话,只是握着他的手腕,一直握着。
一个八岁的小女孩,先天性视神经萎缩,抱着一个掉了一只眼珠子的旧洋娃娃,踩着妈妈的脚步,怯生生地往台上走。
她的眼睛没有焦距,往舞台上空扫了一圈,什么都没有落住。
她仰起头,声音细细的,问:
“妈妈,天真的是蓝色的吗?”
“蓝色是什么样啊?”
这句话通过话筒传出去,演播厅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。
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还有一个大学生,眼镜框在鼻梁上已经压出了两道深痕。他捏着镜腿的手指关节泛白,眼神里是那种经历过太多次失望之后、剩下的最后一丝、不敢点燃的期待。
三张脸。
三种绝境。
——
“试验,现在开始。”
医护人员端着托盘走上台,整齐,安静。
托盘上是一支支细长的深绿色药瓶,在舞台灯光下泛着隐约的光泽。
公证人站在两侧,全程摄录。
第一批,高度近视志愿者。
药液滴入,大屏幕上的倒计时走起来。
60秒。
50秒。
全场屏息,连空调的白噪音都听得见。
40秒。
台上突然爆出一声嘶哑的大叫——
那个大学生一把薅掉鼻梁上的眼镜,用力摔在地板上。
“那上面!安全出口!我看见了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