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正认得她。
周秉文的孙女,周晚。
她不该在这里。
他走过去。
女孩没躲,只是把手机屏幕扣在膝盖上,仰起脸。眼睛很红,但没哭。
“严叔叔,”她声音很轻,“我爷爷留了东西给我。说如果有一天,您来找我,就交给您。”
她从书包侧袋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,封口用蜡封着,印着一枚小小的梧桐叶图案。
严正接过。
信封很薄,却沉。
他没当场拆。
只是看着女孩:“你妈妈呢?”
“在云麓医院。”周晚说,“林砚舟的人说,她的病,只有他们医院的进口药能治。药费,每月八万。”
严正点头,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,背面用笔写了串数字:“这是市医保局特殊病种报销专线。你明天上午九点打,报你妈妈名字和身份证号,他们会告诉你,哪些药在医保目录内,哪些可以走双通道。八万,太高了。”
周晚怔住,眼泪终于滚下来,却没伸手擦:“……您不怕吗?”
“怕。”严正说,“怕证据被毁,怕证人反水,怕程序瑕疵被挑出致命漏洞,怕最终判决书上,只写‘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’八个字。”
他顿了顿,望向远处梧桐里三号院的方向,那里漆黑一片,唯有风拂过枯枝,发出细微的呜咽。
“但我更怕——”他声音低下去,却更沉,“怕梧桐里的孩子,将来在新盖的楼房里长大,却不知道脚下地基,曾浸透一个老人用命守住的真相。”
周晚咬住嘴唇,用力点头。
严正把名片放进她手心,转身离开。
走了十步,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、却无比清晰的:
“谢谢您,严检察官。”
他没回头,只抬手,微微挥了一下。
风起了。
吹散最后一丝雨气,也吹动路旁一株新生的梧桐嫩芽,怯生生,却执拗地,探向尚带寒意的夜空。
检委会审议,持续了整整一天。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。九位委员围坐长桌,面前摊着严正提交的三百二十七页起诉书及附件。有人皱眉,有人沉吟,有人反复翻看周秉文手稿的司法鉴定报告。
焦点集中在两点:
第一,“污点公诉”的适用边界。有委员指出,周秉文已死亡,其生前录音、手稿虽经鉴定为真,但缺乏当庭质证环节,证明力是否足以支撑核心指控?
第二,林砚舟的“社会贡献”。一位委员翻开《南江财经周刊》合订本,指着林砚舟捐建的三所乡村小学、资助的五百名贫困生名单:“他确实有罪,但若判得过重,云麓资本崩盘,上下游两万员工失业,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。法律,要不要考虑‘社会效果’?”
严正坐在汇报席,全程未打断。